当刘奕鸣、郑涵文、何超、高准翼、韦世豪和杨立瑜6名U22球员的名字出现在里皮手中的东亚杯国足名单中时，球迷们应该可以看到2018年和2019年国足的阵容结构——与此同时，里皮的助手马达洛尼也拿出U22国足名单，这份28人加22名替补的总共50人的大名单囊括了几乎所有适龄可用球员，本周三（12月6日）这支U22国足将在广州展开集训，等待他们的是明年1月在江苏举行的U23亚锦赛。3场在常州的小组赛，U22国足要先后面对阿曼队、乌兹别克斯坦队和卡塔尔队。已经无缘俄罗斯世界杯的中国足球，自然希望能借助这次在本土的亚青赛来找回一点尊严，哪怕几个对手日本、韩国、沙特和澳大利亚都集中了亚洲最强同龄球员，但U22国足还是不缺少“力争决赛夺冠”的雄心壮志。
张玉宁成现阶段留洋小将代表
这一批赶上中国足协U23新政的年轻球员，确实在中超联赛中得到极好的锻炼机会，这也是他们的信心来源，不过到目前为止，刚刚推行一年的U23新政还远未到见效时日，年轻球员们也只是得到了更多、更好的锻炼机会而已。
上周结束的惠州会议（年度注册会议），中国足协并未向中超、中甲和中乙俱乐部通报2018赛季U23政策的修改内容，据一家俱乐部代表介绍，目前中国足协对于U23政策的修改还在调整阶段，“现在在征求大家的意见，至少还要两周时间才能确定，不过这对俱乐部的工作也不会像上个赛季一样产生很大影响，因为大家都很清楚，接下来这两三个赛季，对年轻球员的政策倾斜只会加大不会放松，无论最后政策怎么定，我们要做的就是加强年轻球员储备，这总不会吃亏。”
虽然本次会议并未颁布新赛季新政，但中国足协此前给出的讨论稿中曾有这样的表述：U23出场球员人数与外援相等，这意味着场上用满3名外援名额的球队必须再使用3名U23球员。此后中国足协又提出备选方案，即U23球员需要始终在场，以避免本赛季对U23球员的“闪换”现象，同时18人名单当中至少要有1名U21球员和3名U23球员。
因此足协和俱乐部双方均已对“年轻球员需要政策倾斜”这一问题达成共识，如今的U23新政只能保证23岁以下球员有一年“受照顾”时间，而当不久的将来U21新政被推上前台时，这一政策对俱乐部的影响将延长至少3个赛季。
对俱乐部而言，优秀的年轻球员始终是优质资产，事实上对于高水平球员而言，21岁完全应该有能力在联赛中崭露头角——广州恒大队国脚黄博文2004年代表北京国安征战中超联赛，打进联赛首球时年仅16岁，创下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进球最小年龄纪录，而2008年中国足协规定18岁以下球员不能注册征战职业联赛时，蒿俊闵、王永珀、杨旭这批1987年龄段的“孩子”早已经成为各自球队的主力。
然而从2002年历史性打进世界杯决赛圈算起，最近15年中国足球始终徘徊在亚洲三流行列的重要因素就是优秀球员过于稀少。今年结束的世预赛亚洲区12强赛，2001年就开始征战甲A的老将郑智还是球队中最稳定、最不可或缺的核心环节，而本该挑起重担的U23球员以及本该初出茅庐的U21甚至更年轻球员，或许履历足够漂亮（留洋经历、国字号出场纪录）但真实水平在亚洲同龄人当中都只能算勉强及格，更不要说和欧美同龄天才球员相提并论。
“现在确实是这样，小孩儿一看档案挺洋气，不是在法国练过就是在荷兰练过，真正打了几场就发现达不到预期水平。比如一个15岁送到葡萄牙的孩子，国家队也入选过（国少），实际上在那里跟第四级联赛球队训练，生活本身就不适应，关键是训练质量和训练效果，未必就有多好。”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但是家长和孩子还有经纪人比较看重海外经历，去海外留学就算镀金了，不出去的话跟国内俱乐部梯队能升到一队就不错，出去了再回来被经纪人推到一线队的话，18岁、19岁身价都是几百万了。”
按照这位业内人士的说法，12岁到18岁，是决定球员上限水平的重要阶段，这一阶段如果能在海外接受高质量训练对于小球员身心发展极为有益，但18岁后回国内加盟豪门职业俱乐部迅速积累财富，而非继续留在高水平联赛中替补苦熬，似乎是现在家长和孩子最乐意接受的结果——然而这一顺理成章的选择后果，是中国球员的海外之路越走越窄，中国足球的水平很难再向更高档次迈进，和日韩球员在欧洲高水平联赛的锤炼相比，中国足球的差距十分明显。
事实上1997年龄段的国家队“小红人”张玉宁似乎是个很好的例子：今年9月天津全运会期间，张玉宁代表浙江U20队参赛，此时多家俱乐部伸出橄榄枝盼其加盟，但被英超西布朗俱乐部租借到德甲不莱梅俱乐部的张玉宁决定留在德国，尽管他至今还只能出现在训练场上——据记者了解，他相信自己终有一天会完成登陆欧洲顶级联赛赛场的心愿，因此张玉宁并不愿在此时回国享受一份相对安逸的生活。
从U23到U21，从“留洋”到“回购”，中超联赛的资本市场“指引”着一个又一个适龄球员的家庭通过海外镀金踏上职业之路，只是中国足球能不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提高水平，完成重新成为亚洲强队的目标，还需要时间来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