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山当地时间6月30日晚，法国队以4∶3战胜阿根廷队率先挺进本届世界杯8强，梅西就此结束了俄罗斯之旅。
本届世界杯，阿根廷队的晋级之路本就十分艰难。小组赛前两场结束后，阿根廷队一度站在悬崖边上，直到最后一轮赢下与尼日利亚队的生死战才成功回血。而VAR（视频助理裁判系统）的介入，还令阿根廷队的出线充满戏剧性——尽管是无球状态，但马斯切拉诺在禁区“扳倒”尼日利亚球员的动作被VAR记录下来，尼日利亚队因此获得一粒点球，这让梅西上半场攻入关键球所带来的优势被抹平；可同样是VAR，也帮助阿根廷队逃离了一次“疑似点球”的极刑：在回放视频中，足球先碰到罗霍头部，然后弹到他的大臂上，因此，尼日利亚球员和观众眼中的“手球”，反倒因清晰的视频回放，为裁判裁定“无意手球”提供了依据。
法国队也是VAR的“受益者”之一。他们对澳大利亚的小组赛，正是高科技手段的应用，“确认”了法国队打入两个进球，一个进球来自VAR，另一个进球来自门线技术。
成也VAR，败也VAR？这个被首次引进世界杯的“新玩意”在小组赛阶段已经发挥了335次作用，在48场小组赛中，平均每场比赛使用6.9次VAR。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主席科里纳在当地时间6月29日的发布会上公布数据并表示，“在没有VAR的情况下，裁判判罚正确率为95%左右，在VAR的协助下，数据已经提高至99.3%，非常接近于完美”。
考验“人性”的赛场科技
“没有绝对的完美，但管用。”在科里纳看来，0.7%的瑕疵难掩VAR的“光辉形象”。这一包括视频助理裁判员以及配套设备、流程、规范等在内的一整套辅助判罚系统，主要靠视频助理裁判通过慢动作等回放视频向主裁判提供信息，协助主裁判纠正错判、漏判等。其提供参考的范围不仅是点球的判罚，越位、红黄牌、判罚对象正确与否等方面，VAR都能为裁判提供决策依据。
“在世界杯这样的大型赛事中，对科技产品的引入还非常谨慎。”纽约大学Tisch学院副院长、体育管理中心主任文斯·詹纳罗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专访时表示，VAR的出现，存在可能打乱比赛节奏、影响球队势头、被裁判利用于倾向某队等现实问题，不过从实际情况看，它更大程度上是在帮裁判消除被质疑的顾虑，“如果没有视频作为证据，球迷就会出于各自立场反复辩论，现在有慢动作的回放，就会让判决更加客观。”
记者注意到，与历届世界杯赛事形成显著区别的是，本届杯赛外界对裁判判罚的质疑的确比以往少了很多。印度《经济时报》表示，也许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决赛中，当值主裁霍华德·韦伯有VAR可用的话，他可能会成为对阵双方（西班牙队和荷兰队）“受欢迎的人物”，而不会像现实中因这场决赛出示了14张黄牌1张红牌而备受质疑，甚至遭到死亡威胁，“VAR就像让裁判多了一只眼睛，最大程度上让他免受误解与球迷的羞辱。”
“VAR有14次改变了判罚，有3次证实了裁判的正确判罚。”科里纳提供的数据显示，本届世界杯48场小组赛，黄牌总共162张，平均每场3.4张，直接红牌1张，黄牌累计成为红牌两张，点球24个，其中7个为VAR补判。从目前VAR在世界杯的使用情况可见，33个摄像机机位、8个慢镜头角度，再加上国际足联精选出来的13位精英裁判，VAR有能力“记”住场上的一切。
科里纳强调，尽管VAR耳聪目明，但裁判才是决策过程的核心，“我们要求已习惯独立判决的裁判与VAR系统进行交流，但VAR不能直接给出决定，裁判才是拥有最终决策权的人。”科里纳一再强调VAR的工具属性，他表示，国际足联裁委会并未感到来自VAR系统的压力，毕竟裁判进场的目的就是“要用最好的方法来完成使命”。
可实践中，“最好的方法”因为几次裁判对VAR的无视而打了折扣——在塞尔维亚队与瑞士队小组赛中，塞尔维亚队9号米特罗维奇在进攻时，被瑞士队两名球员合力抱摔，但当值主裁判对VAR的提示却“视而不见”；而比利时队对突尼斯队的小组赛，主教练雅伊尔·马鲁福两次无视了VAR的提醒，“人为”的因素抵消了VAR的存在价值。
“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中学课文《寡人之于国也》提到一种说法：“杀人的不是我，是刀。”同样，在对VAR的使用中，人与科技的关系尚未清晰，无论是过分依赖带来的不果断，还是过分使用带来的潜在利益，背锅的都不应当是VAR，需要规范的应当是“人为”部分。
“想想看，你在客厅看球，几秒钟之内就能知道裁判有没有犯错误，这挺不可思议的。”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曾表示，VAR是国际足联应当为帮助裁判更好作出判罚而提供的工具，但错误仍然存在，因为裁判吹罚的重要依据是靠主观判断，而人的判断力本质上就是容易犯错的，在巨大的压力下甚至会错得更多。现在的VAR，不仅是一种辅助，同样可能是一种监督，“没有VAR，裁判可以每3场比赛就犯一次重大错误，而使用了VAR，我们从已经踢完的比赛中看到的数字显示，每19场比赛才会犯一次大错。”
对VAR的争议，因凡蒂诺已经能熟练应对，“现在，科技对于足球来说还过于新奇，每一次使用都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并像一个标本一样被解剖”，“但在以改善比赛为目的而面临争议，以及满足于现状之间，我很高兴我们选择了前者。”
体育科技恰恰需要“人性化”
把科技作为完善比赛的原动力，在同济大学足球运动表现研究组合伙人杨璟勇看来，是未来足球运动发展的一大趋势，“足球是高度产业化的运动，需要有更精确的比赛过程，而科技力量可以帮其实现目标。”甚至，科技已经在服务比赛的同时，于体育商业领域拓展了更多空间——今年在伦敦进行的体育科技“奥斯卡”STA世界体育科技大奖上，ADI与Supponor凭借虚拟混合LED广告牌斩获了“最佳体育商业科技”大奖，这一能针对现场观众及不同转播市场定制场边广告牌呈现内容的技术，为赛事营销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据尼尔森体育预测，这一技术将在新赛季为德甲各俱乐部带来7%的营收增长，总额约合6000万欧元。
当前，科技创新已经广泛运用于赛事运营、体育营销、装备器材、竞赛训练、运动医疗等体育的细分领域，这使得体育领域的从业者需要转变思路，从以往基于经验和观察作出调整战略，转化到现在以数据说话的状况，“这是一个过渡阶段”。
“拿数据说话”，就是已经被人们挂在嘴边的“大数据”。作为数据分析专家，文斯·詹纳罗表示，“大数据”正在从多个方面改变着体育，目的是通过科技手段去挖掘体育更人性化的一面。“例如，通过一系列指标数据综合分析，我们能更加了解球员的特点和弱点，对他进行针对性的训练和战术安排；或者，通过对球迷到场情况等数据收集与分析，我们可用更清晰地了解他们的心理和行为习惯，从而完成更有效的营销，进而产生经济效益等。”
本届世界杯用球“电视之星18”是一款名副其实的智能足球，这个向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用球“电视之星”致敬的足球，嵌入了NFC（近场通信技术——记者注）芯片，也就是说球被踢击时受到的力度和接触面，移动的轨迹、速度和方向，都能被精确地记录，“相信球迷会很乐于知道，C罗一脚射门力度多大、能飞多远、转速是多少。”文斯·詹纳罗介绍，这些数据不仅能帮助教练和运动员更有效率地去改变竞技状态，还能与球迷形成互动。阿迪达斯足球硬件类别总监罗兰德·罗姆勒就曾对媒体表示，“电视之星18”更具特色的还不是跟踪数据，而是要增强粉丝的互动体验——只要将手机放在NFC芯片附近，即可启动体验内容，包括关于独家产品资讯、线上竞赛和挑战等等。
“如果智能足球捕捉到C罗的数据，能否建立模型，让别人在平常的训练中去模仿呢？”在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足球训练学专家李海鹏看来，体育科技服务的核心对象仍是运动员。
近几年，球迷对国足队员身上的那件“小背心”已不陌生——在2015年中国队队长郑智脱下T恤露出这件高科技的背心时，引发过媒体和球迷的热议。对这一高科技检测装备，李海鹏再熟悉不过，他平日里收集的国足队员的大量数据正是这件“小背心”提供的，队员穿上这件装备后，其速度、跑动距离、心率变化、疲劳负荷等数据都能清晰显示，“谁认真训练、谁瞎混，数据都很清楚。”他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表示，通过指标对比，每位队员的优势与弱项都能通过柱形图一目了然。
“目前有条件的体育界人士几乎都在使用大数据分析帮助决策。”文斯·詹纳罗表示，除了生理生化的数据外，美国很多球队也在运用大数据分析工资结构，一方面要让球队符合工资限制的要求，一方面又能调动运动员积极性。此外，NBA使用数据分析也颇有经验，他表示，通过对不同地点投射3分球的数据分析，可以找到最佳投射3分球的位置，以此来指导运动员。同样，运用到足球中，包括角球、点球等数据分析，也能给俱乐部或国家队提供“锦囊”。
2006年世界杯1/4决赛，在与阿根廷点球决胜负前，德国队门将莱曼随身揣着的一张皱巴巴的小纸条令不少球迷记忆犹新。那张守门员教练给他的、写有如何阻挡阿根廷队潜在点球队员的小贴士，已经传到诺伊尔手中，不过可惜德国队提前出局了。
软件巨头SAP的助力，被视作德国队2014年巴西世界杯夺冠的重要原因之一。“大数据给德国队带来了竞争优势。”福布斯体育财经专栏作家史蒂夫·麦卡斯基尔将其称为德国队“虚拟的第12个人”，他表示，德国足协与SAP合作以来，共同开发的软件和分析工具，在管理团队事务和处理数据方面有很多借鉴意义，“这些数据甚至可以给出如何击败对手的建议”。
“科技”终究为人服务
“在体育行业中，总会有人想不断使用数据制造新的价值。但面对越来越多的数据，有没有专业团队去分析它们，才是能真正将其转化为生产力和价值的关键。”在文斯·詹纳罗看来，体育科技比拼的不仅是硬件，更是包括人才在内的软件部分。例如，数据可以预知运动员的疲劳程度，但教练应当根据数据再与运动员沟通，询问他的身体情况，“因个体不同，依然会存在极限的差异性，所以一定要做到有效沟通，科技必须建立在为人所用的基础上，人才是最关键的因素。”
文斯·詹纳罗透露，即便在职业体育发达的美国，一开始推行数据分析时，依然容易碰钉子，“在传统的训练与管理方法面前，教练真正信赖的是经验，加上体育界确实有很多难以解释的现象，你要用数据说话，对教练形成影响力并不容易。”通过与教练的沟通后，他发现，将数据化的理念强加给他们效果不佳，应当在友善的沟通中得知对方缺少哪些环节的信息，再提供针对性的帮助，“包括数据在内，科技只是运动决策制定中的辅助工具，而不是让其取代所有东西。”
这是他被经常问及的简答题：体育中因人而产生的运动精神或魅力，会不会因科技介入而有所变味？又或者，未来的体育竞赛会不会成为科技的较量？本是身体能力的对抗会不会因此有失公允？
“足球就是现代战争，队员上场就代表了背后的经济、文化以及科技等力量。”李海鹏说。
据一位国内数据分析专家介绍，当前我国体育领域的数据分析还相对薄弱，“如果德国的数据分析能形成一个链条，那我们还停留在几个分散的环节。”例如，一位德国运动员的数据来自多个方面，这些数据按照一定逻辑整合成体系，但国内的数据应用还局限在单一维度，且教练对新技术的认知与应用、数据公司对数据采集的准确性、包括数据分析人才等方面，还有局限性，“我们积攒了大量数据，却只能让它们躺在床上沉睡。”
在文斯·詹纳罗看来，中国体育科技尤其足球科技发展的优势恰恰在于“刚起步”，包括俱乐部在内的体育产业参与者给科技发展留下了大量的生存空间，“比如在建设场馆时就应该把科技元素纳入其中。”这些要素，在俱乐部或者运动联盟已经非常稳定的欧美国家，很难进行突破，“我们的市场趋于成熟，缺乏上升空间，另外新一代美国人对体育的态度已经改变，他们并不满足于早先建立起来的运动市场。”
成长于信息时代的年轻人，对接受数据分析并不陌生，不过由于社交媒体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他们普遍存在现实中的社交恐惧和焦虑，不会像我们这代体育爱好者一样全情投入，他们甚至可以不去现场，只通过媒体渠道了解比赛”——下一代对体育的认知，是文斯·詹纳罗眼中未来最大的挑战，但他愿意保持一个乐观态度，“体育的魅力就在于能展现人类的天赋，大家关注的永远是人本身的拼搏意愿，我们不会让科技掌控全局，因为科技不会打动人，真正能打动人的一定是运动员的才华和运动精神。”
本报莫斯科7月1日电
